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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八月初五，苏州。

    孔贞运站在实学堂的校场上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有些恍惚。三百多名学生，年龄从十二三到二十不等，正在上“操课”——不是读书，而是列队、行进、口令。这些学生穿着统一的青色短衫，动作整齐划一。

    “孔先生，”陪同的李信解释道，“实学堂每日上午学文，下午习武或学艺。强身健体，也是为将来办事打下基础。”

    “习武……学艺？”孔贞运皱眉，“那经义呢？”

    “上午两个时辰，专攻经义。”李信道，“请先生随我去讲堂看看。”

    讲堂内，五十多名学生正在听讲。讲台上是个三十多岁的先生，讲的却是《孟子》。但讲法不同——不是逐字逐句注解，而是结合实事。

    “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‘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’孟子对曰：‘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’”先生讲到这里，话锋一转，“诸位想想，若梁惠王问的是如何治水、如何备荒、如何御敌，孟子当如何答？”

    一个学生起身：“先生，学生会答：治水当疏浚河道，备荒当建仓储粮，御敌当修整武备——这都是利国利民之实策。”

    “那仁义何在？”

    “仁义在为民谋利。”学生朗声道，“若百姓流离，饿殍遍野，空谈仁义何用？真正的仁义，是让百姓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屋住。此即‘仁政’。”

    孔贞运在窗外听着，心中震动。这种讲法，他从未听过。但细想之，却契合孟子本意——孟子周游列国，不就是要推行仁政吗？

    课后，李信带孔贞运参观了算术堂、地理堂、格物堂。在格物堂，学生们正在用简易仪器测量水的沸点；在地理堂，墙上挂着新绘的《大明舆图》，标注着山川河流、府县城镇；在算术堂，学生们打算盘的噼啪声如雨点般密集。

    “这些学生……毕业后去向如何？”孔贞运问。

    “三成进入衙门做书办，三成进入工坊做管事，三成继续深造，还有一成回乡办学。”李信递过一本名册，“这是第一批毕业生的名录和现职。”

    孔贞运翻开，看到一个个名字和去向：王二狗，苏州府户房书办，精于算账；李三郎，松江织造局管事，懂机械；赵四，回乡办蒙学，教孩童识字算术……

    “他们……都曾是农家子？”

    “九成是。”李信点头，“以前他们可能一辈子面朝黄土，现在识了字，懂了理，能为国效力。孔先生，这难道不是圣人所愿——‘有教无类’吗？”

    孔贞运沉默良久。他突然想起年轻时读《论语》，孔子说“庶之、富之、教之”。自己教了一辈子书，教的多是士绅子弟，可曾想过“教”那些庶民？

    离开实学堂，李信又带孔贞运参观了新建的织造局。巨大的蒸汽纺纱机轰鸣运转，一个工人看管二十台机器，棉纱如流水般产出。

    “这台机器，日纺纱百斤，相当于五十名织工。”李信道，“织造局现有工人三百，月银一两五钱，管吃住。而以往手工织户，织工日做六个时辰，月钱不过五钱。”

    “那些失业的织工呢？”

    “有愿意学的，培训后成为机器操作工，工钱更高；不愿学的，发给转业银，可做小生意或转学他技。”李信道，“刚开始确有闹事，但如今你看看——”

    孔贞运顺着李信所指看去。厂房外贴着招工告示，排队应募的人络绎不绝。

    “百姓不傻。”李信轻声道，“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他们就跟谁走。新政或许触动了士绅利益，但惠及了更多百姓。这难道不是‘民为贵’吗？”

    当夜，孔贞运在驿馆辗转难眠。他披衣起身，在灯下重读朱由检那封信。

    “圣学之本，在经世致用……”

    他想起白天在实学堂看到的那些农家子弟，眼中对知识的渴望；想起织造局工人拿到工钱时的笑容；想起李信那句“民为贵”。

    也许，真的错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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